十九大報告學習心得

——簡論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表述轉變的原因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社會現階段主要矛盾做出了重新表述，認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表述承認社會主義的根本矛盾，即人民内部消費需求和生産供給之間的矛盾，并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特别是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增長率增長，經濟發展結構和水平較往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生産力水平已不再是“落後生産力”。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我國現階段的發展存在區域發展、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供需結構不平衡，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不平衡等問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發展有待“充分”。據此，我将以供求理論以及發展現狀概述分析矛盾表述轉化的原因。即對我國供給側、需求側結構的變化， 供需結構不平衡作簡要論述。

一、供給側的變化

衆所周知，在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在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政策下，我國經曆了“大躍進”階段。由于大鍋飯、軟預算體制，導緻了當時短缺經濟現象，有效需求過多而供應嚴重不足。始于1978年的中國經濟改革，可以理解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在總結了經驗教訓後，我國不斷的放寬市場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最初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市場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到如今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筆者認為，市場經濟是人類發展史上偉大的創造之一，是人類對物種進化史上遊戲規則——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趨利避害的利用。市場競争，本質上是為他人創造價值的競争，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商品或服務，獨立人或是企業都要通過自己創造的産品或服務的價值，在追求價值等價原則的基礎上，進行交換。所以，能為他人提供更好地産品和服務的獨立人或是企業，能最大限度的滿足自己的需求。

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在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後，曾經的供給不足早己一去不複返，市場體系已基本建立，而此時反而是增長模式的問題存在導緻宏觀經濟諸多方面的偏差與背離，結構方面的問題日益突出，經濟發展存在潛在的巨大風險，可持續發展面臨嚴重的挑戰。

由此，十九大報告中對今後發展目标和方向的表述中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簡單的以調整産業結構為目标，而是以引導供給結構走向市場競争為目的，增加供給側競争活力，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率。使經濟增長不在以外部性投資為拉動，而是真正的歸于市場需求，尤其是我國内需。為此要在供給層次上“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習近平總書記用淺顯而在目前關乎民生的最重要的房價問題的例子——“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表明了我國經濟發展朝着規範化供給側的可持續發展方向邁進的目标。

二、需求側的變化

筆者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還是要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堅持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以此來更好的滿足人民需求，實現供需動态平衡。根據馬斯諾對需求的五大分類，最高一層次的“自我需求”是每個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随着我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的需要不再隻是局限在滿足自身需要的物質和文化層次，而是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

而經濟學中的需求，是指人對産品或服務的購買意願和購買能力。這裡所說的需求側的變化，更多的是購買能力的變化，而購買能力則取決于個人可支配收入。盡管過去相對緊張的經濟發展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很大程度的扭曲，但我國經濟發展的“碩果累累”是有目共睹的，是每個公民都能深刻感知到并收益的。

三、以價格理論為依據的供求關系的調整

筆者認為，我國的經濟發展道路也反映個體成長的道路，個人實現自己社會價值的夢想正是中國夢的縮影。這裡以我國大學生為例，走向自己心儀的崗位是最終目标，獲取各類證書和畢業證書是方法和渠道，而我們以這樣的方式走向最終目标的過程，就是我們成長、充實自己的過程。個人成功沒有捷徑，國家發展也是。隻有規範的、符合人的訴求的方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

我國的經濟改革的過程，歸根結底是價格自由化、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的過程。建立了市場價格機制，改進了資源配置效率，推動了經濟高速成長而沒有引發惡性的通貨膨脹。

而我國之所以沒有一次性放開價格管制，而是采用雙軌制逐步建立市場價格，是有諸多因素的。筆者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觀念的影響，即在改革過程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需要得到維護。我國改革初期的目标，并沒有認識到要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而是以調動生産者積極性為根本目的，試圖通過産出增加來衡量我國經濟發展的程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即是在以中國國情為根本，實現人民的利益。雙軌制就是在政府創造一個相對緊的宏觀環境而實現的成功的開放價格管制的措施。

而我國現階段面臨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失衡。主要表現為大量資金在金融體系内自我循環，扭曲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同時，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産市場，擠壓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誤導了地力——産業發展政策。居高不下的房價，加大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成本。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加大了金融風險，加重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為此，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

四、啟發和總結

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就“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時呼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筆者認為，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認識的層面，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和呼籲，也是對市場經濟在經濟發展中起決定自性作用的認同和維護。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有人提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認為我國不能走以價格機制為主的自由競争的經濟發展道路，而我國發展的實踐成果表明市場經濟同樣是我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

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不充分。在許多領域、特别是壟斷領域的市場化程度還很低，各項改革還不充分，比如油氣、電力等領域的行業壟斷還很嚴重，電信、鐵路、醫療服務等領域的改革還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供水供暖等公共領域的市場監管還不完善等等。（張學麗）